中国预测大师排名（预测可信吗）

一、玄学与科学的区别、“玄学“一词起源于魏晋时期，是在那个朝局动荡，门第森严的时代中产生的一种哲学。魏晋玄学的代表是清谈，其讨论的问题所凭借的思想来自于《周易》、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三本经典，目的在于探索人生各种各样事物存在的哲理。到今天，所谓“玄学“已经不再单纯是当初的那个意思了。现在的“玄学“大多要和”封建迷信“画上等号。本文所讨论的“玄学“特指中国古代预测术中的大六壬、奇门遁甲、太乙神数、四柱（八字）、紫微斗数、孙膑神课（六壬金口诀）、以及六爻。、现今研究玄学的人，有很多人在解释占卜术可信度的时候很喜欢把玄学与科学（尤其是物理）混在一起来说。我本身是物理专业毕业的，之前为了娱乐也曾发表过把六爻和物理混合起来的说法，但是在之后的一段时间中，我发现这种说法是错误的。比如说，很多人喜欢把人与人之间神奇的联系描述为电磁场。这种说法是非常不负责任的，因为并没有任何一项实验数据表明过二者之间的联系。也许这种神奇的关联的确是一种人类尚未发现的物质，但是在没有证据的时候把两者联系起来，并且借用物理学概念说明玄学的合理性是非常荒谬的。在这个例子中，我们可以发现玄学和科学的相似性——都需要通过实验数据来支撑实验之前的猜想（每一个卦例都要看是否应验）。但是也可以显著的发现二者的不同——科学的实验数据是量化的，很细致很严谨，而算卦对应的实验数据是实实在在的生活，生活是没有办法量化的，其中建立起来的联系不是“1=1“，而是天干、地支、神煞、神将等类象与生活事物的对应。前者是完全理性的计算，而后者是理性加感性的推断。并且科学的理论依据是各种定理与基本假设；而玄学的理论依据是星辰历法与哲学思想。也就是说玄学与科学对事物的研究方式，理论依据是完全不同的。完全不同的两者自然是不能混为一谈的。、所以，我建议广大玄学爱好者不要再试图用科学解释玄学，也呼吁广大科学工作者不要盲目地否定玄学的应用价值。一方面，科学不能说玄学不科学、不正确，因为玄学本身就不是科学，也就不能用科学的研究方式证伪；另一方面玄学也不能说自己很科学，因为玄学与科学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学问。如果说有相似性，那就是两者都是为了解释世界运行规律，从而指导人类生活而存在。、二、占卜的历史与价值、中国预测术历史悠久，从目前的中国文明史料以及文物挖掘中，我们了解到，占卜最早出现在商部落国家联盟，商人利用加热龟甲占卜[1]，到了西周，加热龟甲的方法得到了传承，但是也慢慢出现了新的占卜术——策占[1]。策占就是用蓍草占卜。《周礼·春官·筮人》里提到：“凡国之大事，先筮而后卜”，《礼记·曲礼上》中提到：“龟为卜，策为筮”。然而，《四库提要》中说：“夫《周礼》作于周初，而周事之可考者不过春秋以后“，表明《周礼》、《礼记》都是汉代儒家作品。周礼固然是存在的，但是甲骨的考古证据告诉我们，两周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周的占卜方式依然是龟卜。在民间兴起蓍草占卜之后，贵族才两种方法并用。、这里有两个十分有趣的问题，第一个问题无所争议：即最早把数字引入预测学的是周（半独立国家联盟），第二个问题却争论不休：《周易》的成书年代是什么时候？《易经》和《周易》是不同的。《易经》包括《经》和《传》，其中《经》指《周易》，《传》指《易传》。《周礼》中提到：“太卜掌三易之法，一曰《连山》，一曰《归藏》，一曰《周易》”。经过学术界研究，商已经存在重卦，到周已经是三易并用了[2]。也就是说，西周的占卜方式可以参考《周易》的卜辞。但是，此时并没有出现其他占卜方式。据考证，商周的占卜方式一直延用到春秋战国。虽然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有了更多的哲学思想，但是贵族使用的占卜方式依然是龟卜和策占[3]，理论依据仍然是《周易》。、也许这会引起你的疑问，大六壬、奇门遁甲、太乙神数不是比《周易》还早吗？也许你听说过“大六壬起源非常之早，大六壬是上古体系中的创作，要比《周易》更早“。也许你听说过“奇门遁甲起源于上古时期蚩尤作乱，黄帝频战不克，九天玄女授奇门遁甲术于轩辕黄帝，助黄帝以灭蚩尤”。也许你听说过“太乙神数产生于五千年前黄帝大战蚩尤的时候“。但是，通过我国出土文物的记载，所谓”三式“（大六壬、奇门遁甲、太乙神数），出现时间不会早于战国。甚至于，”三式“的出现不会比秦汉更早，理由如下。根据《左传》记载，春秋时期尚未出现五行应用于占卜的例子[4]，《左传》的很多记载带有传说色彩，但即便是带有这样的性质，也尚未出现五行应用于占卜的例子，说明春秋占卜不重五行。战国时期若是参考楚国占卜的史料，也没有三式出现的证据，占卜方式依然是龟卜和策占[3]。唯独的证据只有《吴越春秋》[5]，在《吴越春秋》中记载了贵族使用大六壬占卜的例子。但是注意《吴越春秋》是东汉时期的作品，其中只有对六壬模棱两可的记载，可信度很低。大六壬的预测方式是基于历法以及神煞的，然而秦帝国的占卜也只是出现了五行的应用，并没有出现历算[6]，直到西汉初年人们才把历法与玄学结合起来[7]，并且衍生出了许多占卜的方法。西汉初，京房所著《京房易》为周易注入了新的哲学思想由此逐步衍生出六爻占卜，此后经过漫长的发展，六爻占卜在唐末宋初《火珠林》问世之后正式确立[8]。六爻的占卜方式基于《周易》以及历法、神煞，并且创造性的提出“以钱代蓍”的起卦方式，大大简化了策占，并且充分体现了人的主观参与。另外，江苏仪征刘集联营西汉墓出土占卜漆盘[9]表示奇门遁甲在汉朝已经出现。奇门遁甲的排盘也是基于历法以及神煞的。

西汉墓出土占卜漆盘（图片来源于[9]）

至于大六壬[10]，太乙神数[11]，据考证，有史料记载的时候是隋唐，无法考证起源。但是可以理解为，这两种预测方式在西汉到隋唐之间出现与发展。至于四柱，也即八字，则成名于唐代李虚中。六壬金口诀最早典籍出现在宋代[10]，并没有更早的史料说明六壬金口诀的创作者是孙膑，而且通过之前的史料分析，可以明确的是，六壬金口诀的形成不会早于西汉，所以六壬金口诀是孙膑所创的传说，也许并不是真实的。紫微斗数之名则首见于明神宗万历35年（1607年）由第五十代正一道天师张国祥辑成的《续道藏》[12]。其中，大六壬、太乙神数、四柱、紫微斗数的排盘都是基于历法与神煞的，而金口诀则在历法与神煞的基础上，加上了“地分”这一由人主动选择的因素。、每一种预测术都经过了从起源到形成的漫长发展阶段，通过历史考证可以得知，西汉是玄学发展的关键时代，在这一时期，历法加入到了占卜之中，与六十四卦并驾齐驱形成了多种多样的预测术。我习惯于把文中提到的预测术分为两类，一类为间接天人感应（大六壬、奇门遁甲、太乙神数、四柱（八字）、紫微斗数），另一类为直接天人感应（六壬金口诀、六爻）。说到这里就不得不说说，什么是天人感应。、在我看来，天人感应的实质就是“天“与人的变化规律是有关联性的。我们可以把天理解为任何一种物质，任何一种存在，大到天体宇宙，小到花鸟鱼虫。也就是说我们人类作为世界的一部分，与世界的其他部分遵循着相同的变化规律，这就是所谓” 天人感应“。在间接天人感应的预测方式中人们通过时间，来对天干、地支、神煞、神将等进行特殊的安排，从而得出人的命盘。而在直接天人感应的预测方式中，人们不仅要以时间作为变量，还要通过人的主观参与因素（六爻的摇卦、金口诀地分的选取）来描述人的命盘。前者天人感应是被动接受的，而后者是主动选择的。、可以看出，中国古代预测术最基本的逻辑是——世间万物都遵循着相同的变化规律。这就是天人感应对于占卜的意义，让占卜可以达到预测的目的，而不是虚妄。至于为什么占卜的哲学思想可以对世界的变化规律加以描述，我想说，首先这不是一个人的功劳，而是几千年来华夏文明的智慧结晶；其次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。、三、占卜方式的选择、所谓“占卜方式“，即自己占卜（六爻的摇卦、金口诀地分的选取）还是网络、软件代占。这一章节是针对直接天人感应的预测方式而言的。占卜方式改变的是人主观参与的程度大小。我个人认为，自己占卜（六爻的摇卦、金口诀地分的选取）的准确率远大于网络、软件代占。因为人是很复杂的生物，人的变化是不可完全预知的，而机器的变化却是可以完全预知的。自然界的变化同样是不可完全预知的，从天人感应的角度来说，人与自然是同步的，而机器做不到这一点。、这就提到了另一个问题，未来是不是可预知的？如果不是，预测术的价值在哪里？我们知道，预测学的哲学思想是数千年的思想积淀所形成的，但是也只能无限地靠近“自然规律“，却不能代表“自然规律“，正所谓”道可道，非常道“。但是同时，预测术是有价值的，因为很大的程度上，预测术可以为我们勾勒出未来发展变化的趋势，我们可以通过相应的趋势做出相应的改变，让自己的生活向较好的方向发展。、四、敬畏与逍遥、很多人说“心诚则灵“，我是赞成这句话的。事实上，很多时候，”心不诚也灵“，但是此时应验的多半是坏事。究其缘由，当我们诚心做人做事的时候，在内心中，更多的是一颗对身边事物的敬畏之心，也是对事物发展规律的尊重，我们尊重规律，所以我们可以变得”阴阳平衡“，以至于成为规律本身；可是如果我们不诚心，说明我们心存侥幸，对身边的事物少了一些尊重，同时由于失去了一份敬畏反而多了一份悔恨，这份悔恨的程度越高，会让我们本身心态的变化给自己带来不好的影响，从而从另一个角度达到了对悔恨的专心与诚心，所以应验的就会是不好的东西。、心怀敬畏，方能行有所止。占卜告诉我们，做人，做事要有一颗平常的心态，这种平常像孔子所说的“贫而乐，富而好礼“，也像庄子说的”若夫乘天地之正，而御六气之辩，以游无穷者，彼且恶乎待哉“。逍遥的境界，就是自然本身。、五、参考文献、[1] 、温广义.西周初期的龟卜与《周易》的成书[J].内蒙古师大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,1985(01):39-42+52.

[2]

曹雨田. 考古发现与《易经》成书年代研究[D].山东师范大学,2021.DOI:10.27280/d.cnki.gsdsu.2021.000499.

[3]

于成龙.战国楚占卜制度与商占卜制度之比较[J].殷都学刊,2010,31(04):9-20.DOI:10.16140/j.cnki.ydxk.2010.04.019.

[4]

张玲. 《左传》卜筮研究[D].南昌大学,2020.DOI:10.27232/d.cnki.gnchu.2020.001388.

[3]

于成龙.战国楚占卜制度与商占卜制度之比较[J].殷都学刊,2010,31(04):9-20.DOI:10.16140/j.cnki.ydxk.2010.04.019.

[5]

刘晓臻.《吴越春秋》中的占卜方式及特点[J].温州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,2009,22(01):48-53.

[6]

戴念祖.秦简《律书》的乐律与占卜[J].文物,2002(01):79-83+1.